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100岁了。

　　百年沧桑、大浪淘沙。无数文化机构旋生旋灭，消失于时代的洪流。能够坚持至今而屹立不倒者，少之又少。中华书局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00年来，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新生的奋斗道路上，这家以“中华”为名的出版机构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升沉荣辱，生死以之。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程里，处处闻听时代前进的足音，在在彰显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它的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彰显了一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任何力量，只有融入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才能永葆生机、发展壮大。

　　时代产儿，爱国为本

　　今天，一提起中华书局，人们往往把它和古籍联系起来。但在1912年创设之初，中华书局却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此前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满清王朝摇摇欲坠。各地教育机关虽已使用西式教科书，但内容陈腐不堪，所灌输者无非皇权专制。有识之士早已不满，革新之吁，不绝如缕。

　　时年25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陆费逵正是其中一员。但当时执中国出版业牛耳的商务印书馆在是否编印新版教科书上犹豫不决。陆费逵遂暗暗联络同志，开始编写以民主共和为旨归的新教科书，一俟民国成立，则开办书局，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满清实力犹存，革命前途未卜的时候，此举无疑要冒杀身之险。但陆费逵认为，教科书不革命，则“真理自由、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体现了中华书局创办者不凡的胆略和深远的眼光。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恰此时，中华书局推出“中华教科书”，正式营业。这是满清覆灭后第一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新版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以至于出现了“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的局面。初出茅庐的中华书局由此名声大振。

　　1916年1月的一天，陆费逵接到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封信函，展读过后，不由拍案而起。原来日本驻华大使因中华版教科书中有《日本》、《国耻》等教育学生勿忘国耻的内容而向中国政府提起抗议，甚而威胁：“此种煽动对日恶感之教科书，不特有碍邦交，且恐将来国交上发生有害之结果”，要求禁止发行此套教科书。

　　中华书局在答复教育部的信函中斩钉截铁地写道：“本局新式教科书中所叙国耻，皆系事实，并无挑拨各语”，日本公使借此寻衅，若按其要求禁止教科书发行，“有损于本局之营业，关系尤小。使全国青年学子，从此遂忘国耻，关系实大。”硬是冒着关门的危险，坚持不改。拳拳爱国之心，殷切可见。

　　作为一家出版机构，如何平衡利润和文化使命是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在这方面，中华书局堪称中国进步出版文化的表率。一本图书或杂志，不论市场前景有多好，如果不是合于世道人心、有利于国家进步，则绝不出版。反之，即便赔钱，也要力所能及地编印发行。

　　《辞海》的编撰可为明证。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历时20年，仅主编就先后换了四任，参与编写者多达100余人。全书词条总数在10万以上，总字数约800万，规模空前。对于一家民营出版公司，有如此气魄和执着，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仅商务印书馆可比。

　　《辞海》收词严谨、解释准确、体例精当、校印精审，一经问世，便风行海内。作家谢冰莹曾说：“五六十年来，我从工具书中获益最大的是《辞海》。这位老师，无所不知，而且随你如何麻烦他，从不生气，因此成了我的最佳伴侣。”毛泽东同志也是《辞海》的忠实读者。1957年，毛泽东曾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后来就找不到了。”正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辞海》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1999年，新《辞海》在旧版《辞海》的基础上修订出版。虽然此时这部大书已不属中华书局，但60多年前中华书局筚路蓝缕之功，学界读者铭记在心。

[时间：2012-03-20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