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展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这层人所共知的。而书籍装订投术的发明与发展，则很少有人去重视和研究，这毕竟展印刷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书籍装订技术的发明远比印刷术发明要早大约两千年。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从考古发现的甲骨文证明，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有了完善的基础。随着象形文字、形声文字的进化，最原始的书籍也开始问世，即出现了最早的“龟骨册”装。

　　龟骨册装产生于公元前1600年至前1100年的殷商时代，其使用则持续到西周初年，即武、成、康王时期，使用期大约有800年的时间。制作龟骨册的材料是甲和骨。用乌龟壳的则称“甲”，以腹（骨）甲为主，背（骨）甲为辅。因为腹骨平整、色浅，易刻写文字，而背骨弯曲不平且色深，不易刻写文字。用牛羊的肩胛骨的则称“骨”，也有极少数用动物的肋骨作为甲骨书的材料。将这些材料刻写上文字（一般为象形文字）后，联排扎缀成册，就是早期的装订形式——龟骨册装了。这种订装方法和所用的材料从现在看是很繁杂和笨重的，刻写书籍时需要宰牛羊和扑捉乌龟，然后再用刀器一字字刻写。但是当初的发明过程，对于我们的先祖来说，是艰难而漫长的。到了西周时期人们把龟骨册装总结为：“叠而成编，繁之以革（割），珍藏之，便于检阅”。可见龟骨册书籍的发明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多大的好处。经查证，1976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文物中，就发现了数片龟板书和肩胛骨书。其中比较完整的龟片还可以看出上面的文字和所用的联接材料。有一片左下角还清楚地刻有“＝”（册六）字样，那么可以推断还有一、二、三、四、五册。在这块龟片的右上方有一缺口，同时在缺口旁有腐烂的动物皮条。这说明缺口是一孔眼（已断裂），用来穿联甲骨，而所用的扎缀穿联成册的材料则是用动物的皮剪成的条状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逐渐地感到用龟甲、兽骨记录文字，不仅材料缺少而且制作困难，使用和贮存也不方便。到了公元前的770－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人们对文化科学的要求也开始有了新认识。笨重的龟骨册书，由于已不能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人们逐渐把竹子状，取代甲骨材料，用来记录文字。不过用竹木条记录文字经历了一个由刻刀刻字到用笔墨书写的过程。写在竹条上的称作间，少数写在木板条上称木简，写在木板上的则称为木版，又统称为简。“简”如同现在“页”的称呼。竹木简主要用于文字多的大篇文章，牍主要用于信笺，告示之类。

　　将简用皮条或藤、丝编扎缀起来成为一束，即一“策”。策字的来源于“”，后转化为“册”。策字的使用当时指简策装的书籍一策。后来，特别是《孙子兵法》问世以后，策字多用于“策略”“决策”，“政策”，逐渐于“册”字的使用区分开来。用皮或藤条进行扎缀的方法称为“韦编”，用丝扎缀的方法称为“丝编”，如同现在的线订和铁丝订，不过是材料使用上的不山而已。这些装订方法，在《史记》上是有记载的。

　　简和牍是有一定尺寸规格的。简一般长为6、8、12市寸，宽约0．5－1市寸。在山东临沂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一批孙子和孙膑的兵法书，有简数支，其长度在6市寸左右，宽度只有0．4－0．5市寸，厚度大约在1．5mm左右。可见当时人们削刮技术的高超。

　　简在使用时，每条上可书写1－2行字，扎联时可根据简的长度用几道绳条，一般为2－3道，或皮或藤或丝均匀分部编排扎联成一束，即一策。策字的来历是“束”上加“竹”字头为“策”。策的前后，一般有1支或2、3支简条不写文字，原因是头尾简易磨损，其作用如同现在书籍的前后衬纸一般。阅读时将一束简摊平，阅毕将简策卷起扎捆后保存。

　　牍的规格一般为一平方市尺，厚度不限。多用于文字较大而少，内容较具体，明朗并简约的文字，如书信、告示等。在古代牍与简比，用简为多。

　　简策装书籍与龟骨册装相比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毕竟仍然十分笨重不便。古书上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他每天批阅的奏章是“以衡石量书”的。秦朝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20市斤，可见秦始皇一天批阅的文件之多之重，所以要有侍从为他用车拉书、搬书、扎捆。东汉时期，有个学者叫东方朔的，他向汉光武帝上书，所写竹简多达三千支，汉江武帝整整看了“二月乃尽”。

　　从我国发现的大批古代竹木简中，保存最完整的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些书有简几千支，其时代大约在汉武帝初年，即公元前140年前后。

　　龟骨册装和简策装，特别是简策装的规格尺寸、联接方法，使用形式等，都为后来的装订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对后世的书籍装订的开本尺寸、订联方法、工艺形式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最近山东章丘县又出土了大批更早期的文物，其出土的物件或许与装订术有关，望发掘者和研究者人以关注。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证明装订术的问世早于公元前16至11世纪。而我国不仅确有实物证明，而且有清楚的历史记载，由此可以断定，装订和印刷术一样是由我国的先人最早发明的。

　　最后，希望中国印刷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等有关负责部分，组织有关人员对我国装订术的发明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以丰富我国的文化宝库，发扬我国的民族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