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

　　多少年来，但凡出版社的头头脑脑们碰面交流，很少有在问及对方的经营情况和产品情况时不提到“教材”这两个字的。对于出版社或者出版业而言，教材两个字似乎意味着一种可以旱涝保收、市场稳定、收益明确的理想业务。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别的不说，单看我国有三亿多中小学生和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这个现实，教材两个字便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在学术图书出版基本走向资助出版、专业出版日趋紧靠行业生存、童书出版同质化厮杀博弈、文学出版不敌网络文学传播、大众出版渐渐小众的场景里，教材以及教材出版因其市场容量和依旧可观的回报成为了出版社以及各类书商、工作室乃至个人追逐的目标之一。

　　从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数据来看，上面的判断是有着扎实基础的。2015年度出版定价总金额为1476.09亿元，其中课本（即统计分类中涉及的中小学教材）的定价总金额便有358.34亿元，占比四分之一。再加上高校教材以及与教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教辅的出版量呢？对出版业而言，这可能是个不小的惊喜。

　　可是，教材却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获取市场和收益的“香饽饽”。教材所承载的，是科学知识，是对各学段学习者包含科学知识以外的文化道德和思想品格培养的引导。在某种程度上，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体现了国家意志，教材问题可以上升到主权层面进行讨论。

　　由中央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担纲牵头，专门为一个国家的学生学习使用的教材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这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虽然我们也可以找出类似俄罗斯或者日本等国的例子来）,可这件事就在中国发生了。7月5日，全国各大媒体，都发布了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的消息。我们套用一句流行但使用频率不算太高的媒体报道用语说，“这是我国人民教育、学习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此，教材问题被政府放在了一个极为要紧的位置上进行管理。

　　不过，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仅仅是学习或者教育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吗？显然不是。从官方公布的教材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看，其主要工作是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承担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等职责。这些工作职能很明显与教材内容、教材编制和出版的标准要求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个主权国家，其教育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培养何种人才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何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刘延东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服务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有力保障。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把握正确方向和价值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材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逐步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完善教材各环节管理，使教材建设规范有序。

　　再套用那句媒体报道用语说，“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成立，也是我国出版业经营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国的出版业来讲，这个教材委员会的成立还意味着其他许多内涵、价值及影响，因而这个消息一公布，出版界便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微信朋友圈和各种出版人群里转发新闻报道的不在少数。说到底，出版业所关心的，便是教材委员会的成立对未来教材出版可能带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会直接对某些教材出版社带来冲击，甚或动摇其将来的教材市场。

　　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教材的编制和出版将会越来越规范，教材出版的要求将越来越严格，未来的教材市场将不再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可以去“捞一把”的场所。教材和教材出版迎来的，将是一轮新的洗牌！

[时间：2017-08-16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